第二种代价

　　有这样一群孩子，他们从小不能生活在父母身边，被托付给爷爷奶奶、亲戚甚至邻里照料；他们想念父母，渴望家的温暖，但相聚的频次只能以年计算；除了汇款单和电话，他们不知如何感受父母的爱，对家的描述都来自想象和回忆。有调查说，他们普遍感觉孤独，有一些孩子营养健康状况令人担忧，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。

　　5800万留守儿童是5800万张图画，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巨变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11年末，中国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，首次超过农村。这意味着，一个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跑步进入了工业文明社会，几亿传统农民在30多年的时间里转变成为城市职工。这种巨变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。原有的平衡被打破，新的结构萌芽，这个过程给个体和集体都带来了欣喜与痛苦，烙刻在一代人的生命中。

　　巨变必然产生摩擦和震撼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加剧了不平衡：在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巨大的基础上，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，使中国城市得到了跃升式发展，但城市并不向他们分享福利和公共服务。

　　这样做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　　我们曾经无度、无序、粗放地对待自然资源，在工业发展中走上一条“以环境换发展”的错路，没多久就开始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。如果这算是“第一种代价”，那么“第二种代价”的到来将如出一辙：我们如果继续无序、无度、粗放地对待现有的劳动力资源，“掠夺式”开发劳动力的潜能，甩开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相应责任，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沉重。

　　留守儿童的问题，是第二种代价发出的第一个预警信号。

　　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，他们的现状不断提醒人们对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，谋求当下与未来的共生——老龄化社会不期而至，农民工子女中的大多数人将接过父辈的接力棒，成为未来中国建设、中国制造、中国服务业的主力。如果他们的童年是孤独的、身体是孱弱的、素质是不平衡的，未来社会发展靠什么力量持续？

留守儿童发出预警信号

　　湖北省妇联最近的调查报告统计显示，该省留守儿童约占全省1460万未成年人的9.49%，其中七成以上是15岁以下的孩子。在调查中，大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得不自信，60.2%的孩子觉得自己很一般，56.8%留守儿童在与人交往时表现为“不爱交往”和“从不交往”。另一份来自安徽的调查则指出，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80%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，有的是自闭型，表现为性格内向孤僻、不善与人交流，有的是逆反型，表现为暴躁冲动、情绪不稳定、自律能力差、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等。

　　关于留守儿童心理的这些结论和此前的许多调查基本一致。此外，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别的困难。

　　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农村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发生率高出非留守儿童13个百分点。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孩子常常交由亲戚代为照看，而这部分亲戚可能因繁重的农活，或因年龄较大、文化和医疗知识匮乏，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看护和教育孩子，导致农村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持续偏高。

　　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，留守儿童还面临着照顾不周、吃不好饭的窘境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显示，农村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为13.7%，维生素A缺乏率是城市儿童的4倍。这样的营养状况，让他们普遍体重偏轻，个头不高。